沸沸揚揚的「王張會」結束後沒多久又出現了「連習會」，乍看之下兩岸接觸似乎越趨緊密，兩岸接觸的「政治含量」也越來越高。馬英九總統對王張會的評價是「郁琦超越預期」，也對連習會多所稱許，與去年連習一會後對連戰連殺三刀的狠勁十分不同。但奇怪現象還是存在，王郁琦在連戰出發前對外表示，有請連戰代為向中方表示互設辦事處的台方立場(不是在三天前才向張志軍說過嗎？)；張志軍不在正式的王張會中提到中方對馬習會的立場，而選擇在私下聊天的「社交場合」提出中方的主張；在「王張會」舉行前本來已經說好張志軍年底來台舉行王張二會，但王張會一結束後又說時間未定還須評估。凡此種種都可發現現階段兩岸政治接觸的不尋常訊息。
就個別的意義來看，王張會象徵兩岸展開政治對話，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首發曲。馬習會則是在兩岸政治談判進行到了一定階段後，對於兩岸關係進行總結與前瞻的領導者會談。因此王張會必定先於馬習會，但即便沒有馬習會，王張會本身就具有兩岸政治談判的意義，不能小覷。只是馬政府為了急於有馬習會，把王張會變成馬習會的會前籌備會，反而讓中國順勢將兩岸政治談判提上對話議程。
馬政府在2011有「馬胡會」的構想，當時是希望藉由美國舉辦APEC之故，促成馬英九與胡錦濤見面，同時也讓馬英九有個在國際上與其他領袖平起平坐的場合，有助於其總統連任。但在2012年馬英九連任成功後，馬政府就不再提起兩岸的領導人會議。當然這也與胡錦濤即將下台，新領導人的決策尚屬未知數等發展有關。
但隨著習近平上台後大幅修改胡時代既定的兩岸默契。在習的「中國夢」包裝下，統一不再以尋求台灣人民的同意為首要，而是為了服從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前提，不再「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反而是領導者要為沒邁向統一負起責任。習近平更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談判，壓力如排山倒海，馬政府的感受可想而知。在2013年六月的「吳習會」中，習近平的四項堅持也展現與過去不一樣的風格。過去經貿拉攏是主要手段，但是現在對台經貿的引誘被附加了政治忠誠的條件：如果服膺兩岸統一，願意協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台灣自然可以享受祖國發展的成果」。而在中國的台商，不論是中小企業或是指標性大企業，在習上台後也都發現過去享有的優惠不再存在，生意遇到諸多困難，反而是積極為中國對台工作張目的企業家，獲得最多的政策性支持。習近平對於經貿買收台灣策略的翻轉，實際上反映了其對台灣經濟的認知：認為台灣經濟對中依賴已經過深，同時台灣產業實力也早已大幅弱化，中國產業鏈已經全面崛起，不再這麼需要台商，因此給台灣經貿的利得不再是為了招商引資，而是對台灣的施捨，既然是施捨，當然要看被施捨者的作為來決定要打賞多少。在某種程度上來看，習近平打心眼裏是把台灣當成要飯吃的乞丐。
吳習會對馬政府另一個震撼，是習近平提到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是維護與鞏固一中框架，同時國共兩黨必須就維護與鞏固一中框架「形成共同認知與一致立場」，前者表示政治互信的基礎不再是九二共識與反台獨，後者基本上是清楚明白的否定了一中各表。馬政府之後在所有的場合一再重申九二共識與反台獨，意圖將兩岸政治互信的論述戰線拉回，同時馬政府也開始再度拋出「2014的APEC舉行馬習會」，以此回應習近平強推政治談判的巨大壓力。
相信馬政府在一開始提出APEC馬習會時，由於有2011馬胡會不成功的例子，所以也不認為馬習會一定會成功。在六月底當被問到參加馬習會的稱謂時，陸委會表示馬英九絕對是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出席，不考慮以國民黨主席身分。但七月在台灣發生系列的社會事件，包括洪仲秋案、大埔事件、核四爭議、士林王家強拆問題等，使得馬政府的統治威信一洩千里，特別是八月的凱道二十萬白杉軍示威，對馬政府來說，頗有當年紅衫軍對扁政府領導威信全面打趴的氣勢，加上國民黨主席改選後黨內依然餘波盪漾，馬英九嫡系人馬更是在中央委員選舉遭到嚴重挫敗。這來自黨內外的挑戰不僅使得馬英九變成全世界舉世皆知的九趴總統，更讓馬政府身陷政權保衛戰的危機。九月發動的馬王政爭就是馬政府進行政權保衛戰的手段之一，而「馬習會」從原先說說到後來變成好像在玩真的，也是馬政府在內政無方，外交無能(甘比亞斷交事件)等事件後，想透過其自認最拿手的兩岸關係取分，以擺脫被政治邊緣化的處境。
馬英九對於「馬習會」參與條件的說法，從原先堅持「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接著成為「人民支持，不損及台灣尊嚴與立場」，到後來變成以「APEC經濟體領袖身分出席」，其條件一再退讓，甚至為了照顧中國立場，主動建議可用經濟體領袖身分出席，讓中方可以對內解釋台灣用的正是香港的地位。但是習近平對此未多加理會。在2013年十月上海舉行，幕後是國台辦支持主導的「兩岸和平論壇」中，基本上是官方喉舌的學者周志懷，就對馬習會提出三條件說，「王張會、互設辦事處、和平協議」，比先前上海台研所倪永杰在六月提到「王張互訪、互設辦事處完成」又多加了一個條件。但不管是否要有和平協議，中方的立場應該是王張會與互設辦事處均屬必要。
這句話出來沒多久，就在十一月APEC會議舉辦前兩個禮拜，忽然王郁琦被塞入APEC代表團中，據稱其目的就是為了要與張志軍「不期而遇」以弄個非正式的王張碰面，然後十二月王郁琦就對外公佈預定要在春節後訪問中國進行王張會。由於王張會具有兩岸政治談判的重大意義，但從發生到展開的過程不到兩個月，協商過程對外密不透風，立法院更是一無所悉。期間也傳出中方官員對台灣官員有三不講要求，但馬政府對此選擇性的不予理會，可是之後的王張會中，王郁琦確實出現了三不說，呼應了中方三不講的要求。
至於馬政府為何這麼急於弄出一個王張會，應該就是希望能在2014的APEC舉行馬習會。而習近平就是看準了馬英九急於有馬習會以挽救自身下墜民調與政治邊緣化的危機，才不斷提高價碼，並順勢要到了兩岸政治談判。而國際媒體看到了這個莫名其妙出現的王張會，以及馬政府在王張會後什麼都沒拿到的慘境，開始認為台灣可能自認撐不住了，所以要準備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以討論如何統一。
因此當張志軍對王郁琦說APEC舉行馬習會不可能時，馬政府對於王張二會的興趣立即下降，王郁琦回台後，對於何時張志軍會來也馬上改口說一切未定。把一個兩岸政治談判首發曲的重大會議當成領導人會議的會前會來玩，當然會出問題。馬政府自己對於王郁琦在中國被穿小鞋的感受自是最深，又要不到馬習會，當然對王張二會興趣不大。除非中國願意在其他可稱為國際場合同意舉行馬習會(馬政府不是暗示在博鰲論壇嗎？)，否則張志軍來台的機會應是很渺茫。
如果習近平不是那麼急於推動政治談判，更將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掛勾(台灣民眾基本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感覺，認為這是北京自己的強權夢語言，更不會為了要滿足北京的民族復興而犧牲自己的獨立狀況)，馬政府來自兩岸關係的壓力不會這麼巨大，台灣民眾的反感不會這麼深。而馬政府如果不是為了想透過兩岸關係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統治聲望，如果能確實的著重內政，踏踏實實的經營產業政策，把經濟的本質弄好，不再迷信GDP的數字，更不被金融與地產資本的利益集團包圍，也不會馬習會弄不到，反被習近平在台灣沒準備下被逼出個王張會。
當王張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其他會議的會前會，自然會看不清楚王張會的本質。由於兩岸政治談判終必要走「陸委會-國台辦」的對話談判。但是這個急就章的王張會，以及發現馬習會不成後對王張會立即興趣缺缺，使得嚴肅的兩岸對話談判變成一場馬習會的兒戲。請問這會有助於兩岸和解嗎？
對習近平來說，既然本身不急於舉行馬習會，何不等到2016台灣的總統選舉結果，再看有無機會舉行領導者峰會。而兩岸政治談判的議題與難度很高，本來就需要按部就班處理。習近平更無須將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聯繫在一起，畢竟對已經進入民主的台灣來說，很難跟主張七不講的民族一起偉大復興，不論這個民族的軍事力量與經濟實力是有多麼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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