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蔣家將北京政權當作叛亂組織，與北京政權來往者難逃牢獄之災，蔣介石年代，是以武力與中國共產黨對峙，到了蔣經國執政年代，兩岸緊張的情勢較為緩和，但台北政權還是完全切割對岸，北京政權曾經對台灣提出「三通」的主張，蔣經國則以「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三不」回應。李登輝上台之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沒有將北京政權當作叛亂組織，至於是否將它當作一個國家看待則採取模糊策略。雙方雖然也有來往，但都透過民間團體交流。二〇一四年二月中旬，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會談，算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兩岸首度出現的官方會談。

在國防武力方面北京政權佔盡優勢，台灣的確不容易招架，在國際社會上台灣也被邊緣化，因而有人認定北京政權吃定台灣，積極逼迫台灣進入政治會談，認為「王張會」是中國所主導出來的會談，台灣方面不得不會談。事實上目前北京政權居於主導地位，在國際社會及經濟層次對台灣的包圍圈逐漸縮小，他們用不著急著與台北政權從事政治會談，倒是馬政權一事無成，兩岸關係若沒有突破，馬英九會變成歷任最「衰尾」的總統。顯然的，「王張會」是馬政權積極想要的會談，更期待能再演出「馬習會」，尤其是在APEC會議場合見面更佳，可以扳回低迷的聲望。只是它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北京政權不可能容忍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見面。

北京政權要的是台灣認同「一中框架」，但綠色團體卻是抵制「一中框架」，造成一九九六年在台灣選舉總統期間以飛彈來恫嚇台灣，結果引起台灣人的反彈，親中勢力因而大敗。二〇〇〇年及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大選北京政權繼續以恫嚇的手段對付台灣，親中勢力更為萎縮，後來北京政權改變手段，一方面在不談政治的原則下，積極對綠色團體招手；一方面以柔性手段扶持認同「一中框架」的政黨取得政權，馬英九就是他們扶持的對象，可是馬英九在執政後卻沒有能力帶領多數民眾進入「一中框架」。

馬英九兩度參選總統期間，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及「不統、不獨、不武」的訴求，這都是北京政權所不能接受的，北京政權要讓「中華民國」在地球上消失，怎麼可能容忍「一中各表」？顯然的，「九二」根本就沒有「共識」，絕對沒有「一中各表」的議題，但北京政權為了暗助馬英九，因而沒有拆穿謊言。在「不統、不獨、不武」方面，北京政權只認同「不獨」，絕對不認同「不統」及「不武」，但為了幫助馬英九當選總統，還是沒有拆穿謊言，雖然從未承認馬英九的說辭，但也不加以否認。北京政權是希望扶持一個認同「一中框架」的人執政，期待他能影響更多台灣人認同「一中框架」，結果他們大失所望，因為馬英九的聲望太低了，在台灣已經沒有影響力。

多數台灣人抗拒「統一」，但追求「和平」，「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及「不統、不獨、不武」的訴求正符合多數台灣人的期待，它也是馬英九能贏得總統大選重要因素之一，他獲得政權，卻不能獲得民心，在簽訂ECFA時引起太多民眾的反彈，近日的《服貿協議》更是臉上無光，不只綠營的人反對，連藍營的人都逃避。最近立法院的委員會重組，台聯的立委為了擋《服貿協議》，想盡辦法要進入內政委員會，因而與民進黨的立院黨團協商，若是他們的立委都沒有人抽中內政委員會，希望與民進黨交換，也獲得民進黨立院黨團首肯。想要阻擋親中政策者都積極規劃進入內政委員會，但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國國民黨立委紛紛想逃離內政委員會，也就是大家不願意幫馬英九扛起《服貿協議》，顯然的，馬英九已經不是北京政權的「支柱」，而是沈重的「包袱」。

綠營人士認為馬英九的聲望民調所以會那麼低，是因為他走親中路線，這種說法是倒因為果，事實上是因為他的聲望太低才造成他的親中路線受到阻礙。馬英九的聲望所以會那麼低，其因素有二：第一，經濟拖垮馬政權的聲望，雖然他遇到全球性經濟不景氣，但台灣已經不是經濟不佳的問題，而是台灣的競爭力落後其他國家，導致民眾的不滿，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馬政權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過度依賴中國，當大經濟體衰退時，寄生在大經濟體的小經濟體就隨著崩解。第二，馬英九破壞中國國民黨的傳統，該黨最大的特色是派系共享資源，而且政治資源分配相當穩定，到馬英九手上，形成寡頭領導，引起地方派系反彈。

北京政權對台灣下功夫的目的是要將台灣併入「一中框架」裡，所以他們下功夫的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反對「一中框架」的綠營，在中國國民黨方面則支持有影響力的人，他們要的是「支柱」，不是「包袱」，馬英九已經變成「一中框架」的包袱，他雖然積極規劃接班人選，但成功的機會不大，幾個實力雄厚的後起之秀都已經積極切割馬英九，北京政權怎麼可能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顯然的，馬英九雖然走親中路線，但已變成北京政權的「包袱」，出現馬習會的或然率還是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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