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雲湧的亞太國際金融中心 -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自由論壇

風起雲湧的亞太國際金融中心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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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3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針對全球79個國際金融中心（Financial centre）之城市排名，前十大金融中心分別為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蘇黎世、東京、日內瓦、波士頓、首爾及法蘭克福等。排名前十大城市中，亞洲城市一舉攻佔四席，倫敦、紐約繼續保持領先地位，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在伯仲之間，香港、新加坡與倫敦、紐約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東京力保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首爾排名雖下滑，但企圖建構東北亞區域金融中心的意味甚濃。GFCI指標顯示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業已崛起，歐美歷經全球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金融板塊勢力漸有向亞洲靠攏的態勢，亞洲其他地區的金融實力伴隨高速的經濟成長，各區域城市對爭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呈現風起雲湧的態勢。
建立金融中心吸引國際資金的發展策略
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憑藉荷蘭在地理大發現後的國力加持，成為當時的歐洲國際金融中心，之後倫敦及紐約，相繼以大英帝國及美利堅共和國成為霸權國家的影響力下，各自從國內的金融中心提升為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推動力量背後是政治意志的推動，國家機關的重商主義取向及金融發展策略，成為開創金融市場的實際推動者。金融業服務業為第三級產業經濟，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必須包含跨國公司和國際大銀行的總部設立，不僅提供本國資金供應者和需求者的資金融通，同時也包含外國資金和本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管道。
日本籍學者赤松要提出「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的經濟發展模式，闡述以日本為雁頭，伴隨經濟快速發展及擴大資本累積作用，依序為亞洲四小龍，最後中國大陸與東協諸國相繼接棒，各主要城市及地區相互貿易投資迅速擴增，帶動龐大的資金需求。自七０年代始，日本、香港、新加坡及先後憑藉既有之發展優勢，逐步發展契合政經發展目標的區域金融中心；八０年代中期後，國際金融中心的構想成為一股潮流，打造金融中心吸引國際資本之發展策略，成為國家發展及城市競爭的重要政策工具，包含台灣、韓國、中國、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紛紛提出區域金融中心之政策，而日本、香港及新加坡更進一步推動金融國際化的政策，外資持續湧入亞洲市場，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
經貿全球化及自由化：亞太三大經貿板塊及區域金融中心的成形
東亞地區由北而南可分為「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圈」。在亞洲地區經貿持續擴整合的前提下，結合有龐大的消費人口、與資本、技術、以及原物料生產的重鎮等三大優勢，將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完整經濟結構的經濟圈。在經濟優勢及產業分佈上，東北亞經濟圈扮演資本與技術提供、大中華經濟圈成為主力消費市場，東南亞經濟圈則為生產據點原物料提供。經貿全球化雖造成生產據點分散全球各地區，但頂端的生產服務業卻集中於少數的城市及結點，亞洲各區域經濟發展於上世紀末一棒接一棒快速成長時，東京、香港及新加坡在此東亞三大經濟板塊扮演金融樞紐的地位十分明確，亦受惠於三大經濟板塊成長，跨國企業在亞洲經濟活動之營運、指揮及控制皆以三大金融中心為主，成為國際經貿往來及對外關係之重要部分，東京、香港及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軌跡，茲分析如下
（一）東京：管制漸進至開放的金融改革，加速國際化、自由化的步伐
東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歷經日本經濟結構由了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知識密集之轉型過程，日本在全球經貿市場的地位高，奠定東京在亞太地區的金融地位，與紐約及倫敦並列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由於利率及外匯等金融法規之限制，加上日本偏高的稅率不利跨國企業募資，東京交易所（TSE）本身主要以本國企業為主，其國際化程度尚不如香港、新加坡，外資企業在東京上市的數量雖不若過往，但「東京股價指數」（TOPIX）仍具指標作用，債券市場及證券市場規模龐大。日本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後比較，90年代經濟泡沫化之前日本經濟較為強勢，其金融國際化政策目標主要為國內龐大資金找尋出路，並抒解要求開放的對外壓力。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政府為解決長年不景氣而採取金融改革措施，其改革重點在於金融制度自由化、國際化，逐步放寬金融管制、取消放寬利率及外匯管制、成立信用評等機構及創設監理一元制等，擴大提供跨國企業日圓貸款，以利吸引外資投入日本金融市場，力保東京持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二）香港：金融周邊產業發達，中國境外最大的資本市場及經濟櫥窗
香港憑著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水深港闊的海港，發展為轉口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國際金融、服務業及航運高度發達，素有「東方威尼斯」之美譽。英國殖民奠定香港金融發展，英國即為老牌金融大國，英資銀行長期在香港經營紮根，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又成為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最偏好之跳板。香港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是「香港聯合交易所」（HKEx），主要提供香港及中資企業上市集資及股票買賣，「香港恆生指數」（^HSI）為重要指數。目前香港有高達三分之一的掛牌公司及過半之股市市值來自中國大陸企業。香港不僅是中國境外最大的資本市場，亦為國際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香港的金融優勢在於賦稅較低、金融相關規範自由、透明化監理機制等，對於跨國企業及投資經理人而言，在香港成立公司不僅個人所得稅率低，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也低，公司設立登記程序簡便。尤其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之官方語言，支持金融發展的會計制度，較受信任的西方法律體系及國際水準的公司治理。是以，自由化及國際化程度較高，金融周邊產業發達，奠定香港在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新加坡：金融管制寬鬆且低稅賦，政經環境穩定，投資保障高
新加坡在東南亞經貿及區域轉運中心扮演重要角色，作為東協中最小的國家，其國際影響力及議題話語權卻不容小覷，新加坡的國家競爭力在全球名列前茅。金融產業發展方面，「新加坡交易所」（SGX）提供各種證券及衍生工具類別的金融產品，因與芝加哥交易所長期合作，開發大宗衍生性商品，在債券及期貨交易方面尤為熱絡，「海峽時報指數」（Strait Times Index）為主要證券指數，新加坡交易所約有四成以上之市值來自於外國企業，成為新加坡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後盾。新加坡於2001年提出「成為亞洲金融重鎮」的政策宣示，採取「政府當金主，引進國際專業人才」之策略，將新加坡打造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是以，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利基在於政治情勢相對東南亞地區穩定，政府實施經濟管理之政策規劃及政策執行非常迅速，因政治環境穩定及投資保障高，跨國公司對亞洲投資與經貿皆以新加坡為跳板，當跨國公司在亞洲投資達到一定規模之後，便會選擇新加坡作為區域營運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策略取決金融開放程度及維持政經環境穩定
台灣早在八0年代便積極推展金融自由化措施，包含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甚至在1995年提出「亞太金融中心」，推動各項金融改革及修改金融法規。一連串金融自由化的措施卻導致內部銀行獲利能力下降，本國逾期放款比率不斷上升，金融因開放得到合併機會，卻喪失國際金融的競爭力，只能說亞太金融中心在政府和市場拉扯之下失去先機，臺北雖無法和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等評比，但在亞太地區風起雲湧的金融中心競逐中，因以首爾為競爭標的，並嚴防上海金融業的崛起，臺北依舊站穩仍區域性金融中心的角色。
筆者認為國際金融中心興起與金融自由化策略極具關連，市場中心論者主張因通貨流動促成金融自由化，國際金融市場的整合使金融中心便因運而生；國家中心論者認為金融政策網絡從消極法令規範，至積極的國內外金融互動，和國家機關的政策選擇和金融發展策略息息相關。檢視東京、香港及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等發展歷程，除了市場及經濟的因素，政經穩定和國家意志所支撐的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策略更為關鍵。事實上，穩定的政經環境乃東京、香港及新加坡的珍貴優勢，亦為臺灣的優勢，外資金融機構選擇駐點及擴張的推動力，地主國的主場條件若具吸引力，外資金融機構的持續進駐與加碼投資，對該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發展不僅加分，對主場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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