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學運是台灣影響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它對台灣政治社會帶來的衝擊層面太大了，有太多後續影響還在發酵中。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中會有不少研究，會以這場運動本身或相關的影響為主題。
如果把焦點放在兩岸，目前可以確定的影響主要有三點：一、它已經打亂了國共兩黨兩岸關係的議程節奏；二、它已經影響了香港市民對政改抗爭的進程；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是，它正式把「中國因素」這個四個字變成台灣內部在思考各層面領域的政策議題時，都必須納入的變數。
原本今年國共安排了許多兩岸之間的高層交流，除了四月初博鰲亞洲論壇的蕭萬長與李克強的會面照常進行，原本四月中旬安排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也「無限期延後」。不論這些會議是否還未舉行，大概可以確定馬英九念茲在茲、今年十一月赴中國與習近平見面的計畫，已經不可能如期舉行。
四月初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接見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等人時，已明確說了：「反服貿搞成這樣，看來有點困難。」當然，服貿協議本身以及原本接著要進行的貨貿協議談判，這個修關兩岸經濟統合的進程的議題也會推延。
三一八學運期間，香港學生領袖也來台「學習」，他們對占領中環運進展緩慢已經不耐煩。一位來台觀察三一八學運的香港學運領袖，他對香港《號外》副主編張潔平說的一句觀察心得最傳神：「原來門是可以撞破的，玻璃是可以打碎的。」可以想見，推動「占中」激進化的力量會增強。當然，這對占中運動的發展是好是壞還難說，可能會路線重整再出發，但也有分裂的可能。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北京不只要對台灣調整策略，對香港爭取普選運動一樣要重新評估。
「中國因素」這四個字是台灣的學者吳介民在二○○九年首度提出。前一年，親中台商蔡衍明買下《中國時報》，陳雲林來台訪問引發社會抗爭。這兩個事件說明了：「中國」不只是和台商台胞有關，而是影響到台灣社會日常運作。
「中國因素」這個詞彙是指中國利用跨海峽政商聯盟來影響台灣內政，浸蝕台灣民主。最明顯的例子是二○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時，與中國經濟利害關係密切的重量級台灣資本家們，在總統選戰站出來挺馬英九。於是吳介民稱一二年是「中國因素元年」。「中國因素」一詞在也逐漸被廣泛引用。
「中國因素」不只存在於兩岸經貿議題中，也涉入台灣內部社會、經濟、輿論各領域，有如中國內地遊客影響到香港市民日常作習。三一八學運主要成員，很多都參與過一二年因為蔡衍明想擴張媒媒體版圖引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三一八學運退場聲明中稱：「學運宣示了台灣人不願意受中國擺布的全民意志」，這等於正式要求朝野政治菁英，在制訂政策時，必須檢視有無中國因素的干預，必須把這個影響台灣民主體制正常運作的因素排除掉。
這次學運一大訴求是「反黑箱服貿」。就表面意義而言，「黑箱」是指台灣政府在《服貿協議》協商、簽訂與審查過程中資訊不透明；而更深層的意義是，反對兩岸政商菁英（包括綠營菁英）為進行利益交換而共同打造的決策黑箱。這個黑箱也就是跨海峽政商聯盟。
三一八學運已確立了這個原則。未來朝野政黨不敢再那麼蠻橫傲慢地藉黑箱作業，讓「跨海峽政商聯盟」來主導台灣政策走向。這也是這場學運對兩岸關係帶來最重大而根本性的衝擊。
在三一八學運之前，國民黨忙著引進中國資本、強化兩岸經濟統合，急於實現「馬習會」以成全馬英九朝思暮想的「歷史定位」；民進黨，從謝長廷到蔡英文，忙著與北京建立管道。去年底民進黨舉辦的一場華山會議中，立院總召柯建銘還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提議，目的就是為了就是要讓北京接受民進黨，願意與民進黨直接對話。
在三一八學運之前，兩黨都認為「中國牌」有利於爭取選民認同；三一八學運讓他們認知到民心所向。為了之後大約一年半間的兩次重要選舉，兩黨在對中政策上一定會踩煞車。為了選票，這是他們必須做的選擇。
這場為期二十四天的學運，讓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必須正視「中國因素」，沒有迴避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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