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社會的主題是什麼？廿餘年前，當冷戰結束，學者們提出了許多觀點，自由派樂觀主義者提出了諸如「歷史終結論」、「帝國」等論說，批判社會學學者則提出民主帝國主義的危險；國際關係學界的現實主義者或提出人們將懷念冷戰的斷言，或者提出「文明衝突論」，乃至於這是「覺醒」的時代云云。
其實無論是歷史終結的民主帝國，或者文明衝突，或者覺醒，很大程度上都是處理「我們是誰」的認同問題。甚至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都有著程度不一的認同問題。中國的認同問題與台灣相關，且還包括了新疆與西藏，乃至於對政權、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甚至對文明價值的情感撕扯。俄羅斯正面對著蘇聯瓦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國際關係危機，而其根由也是俄羅斯國家的意義與俄羅斯人的價值。法國在二次大戰之後面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也被迫思考領土與人民的範疇。寫出「我們是誰」一書的杭廷頓對美國的認同問題感到不安，憂心隨著移民的大量湧入，新教倫理難以維繫。英國雖然在最近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中驚險過關，但是其國勢日漸衰頹也似難扭轉。
如果只看一些個別事件，似乎獨立還是時代潮流，但是這種判斷卻禁不起現實考驗。參與到認同之爭的個別人當中，固然有著不少號召著獨立，但以統一與強大相號召的卻也絕不在少數。許多不列顛人，包括多數英格蘭人與一些蘇格蘭人，認為帝國榮光是雙方的共同遺產，蘇格蘭的獨立卻可能使英國徹底結束其大國歷史。如果我們對不列顛的統一能抱有同情，則也就能理解俄羅斯干涉近鄰事務，中國大陸不能割捨台灣，法國繼續干涉非洲，乃至於美國「轉向亞洲」的不得不然。而繼續推演，我們也就能理解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恐怖攻擊，以及刻正發生在敘利亞、伊拉克交會處的「伊斯蘭國」現象。
伊斯蘭教在亞非大陸的擴張，大概只有過往數百年西方人對世界的征服可以比擬，希臘羅馬、漢唐盛世、蒙古西征都瞠乎其後。伊斯蘭教徒，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徒，對於伊斯蘭教世界的過往不可能不懷抱思古幽情。人們渴望尊嚴，而尊嚴也正是當代富裕地區的虔誠穆斯林最感到稀缺的事物，無論他成長在沙烏地阿拉伯、英國或美國；而美國在冷戰後的民主帝國主義思潮下展開的中東民主化議程，以及對伊拉克的始亂終棄又予強暴，都彷彿揭開了潘朵拉的盒子。當地專制政權的不義被進一步揭露了，且他們受到的外力支持都降低了，這些政權又多處於權力交替的敏感時刻，爆發性的事件如地鼠一般從各地鑽出，簡直讓人目不暇給。
過去幾年的「阿拉伯之春」正顯示中東地區的強烈互相影響，因為他們本來就屬於一個文明，甚至過往也長期屬於一個國家，或說一個「帝國」。這樣一個帶來現實秩序與強大感受的「帝國」，正是伊敘邊境的「伊斯蘭國」所欲向全世界穆斯林宣稱的。若非有著前述的大環境與小環境，一個曾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用以反對受到俄國支持的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叛亂武裝，就不可能不旋踵間波及鄰國，成為干擾美國「轉向亞洲」戰略的又一個國際秩序的破壞性因素。「伊斯蘭國」希望全世界穆斯林團結起來支持他們的擴張事業，對此不僅伊拉克、敘利亞兩國的脆弱政權似乎無力應對，還可能使波斯灣畔的石油小國受到震動。如同美國學者扎卡利亞所稱，阿拉伯世界的腐敗政權推動著極端思想的蓬勃發展；「伊斯蘭國」所提供的「帝國事業」想像以及所帶來的驕傲感，或許正是推動阿拉伯世界轉型的苦藥。
百多年來，阿拉伯世界在社會主義認同、泛阿拉伯認同與伊斯蘭認同之間徘徊，當前似乎後者佔了上風。但是只要對文明史稍微留心，就會發現只有中國最近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之路，才能在苦練內功多年之後，以紮實的產業實力真正恢復文明信心。問題在於中國人所稱的「前三十年」------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基礎，是否可能有成功的改革開放？這個問題既是當前「中國模式」與「中國崛起」相關論述無法避免的關鍵議題，也是世界各地革命力量，包括「伊斯蘭國」的理論家們所必須回應的問題。而他們對此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一個統一的、能夠調動統治區域所有資源的、也就是極權的、因而能夠重新創造「國民性」的、而且足夠強大以致於能夠建立獨立產業基礎的、使各國必須正視因而能夠「以市場換技術」的、並且讓石油資源為中下層利益以及伊斯蘭國家利益服務的極端主義運動，也就是與所有當地既有體制、與所有支持「自由主義」、與既有國家認同、與已經享受到石油輸出利益的相關國家國民、與各外界大國、與上層菁英、與其他文明為敵的運動。這種運動大概在當代中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其失敗終究是必然的。但是，這種運動的內在合理性只有在外在現實被合理矯正後才會過時，而合理矯正卻又得包含該運動的部分內容。
「伊斯蘭國」對於伊斯蘭世界究竟如何才能復興的再度提問，等待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具有代表性的中東大國來回答。中東地區人民或許對看來難成氣候的「伊斯蘭國」報以同情與鄙夷，但他們更期待著那個能夠為穆斯林爭氣的、團結起中東地區的遜尼派伊斯蘭教國家的大國的出現，而這種廣泛的共識，也必將推動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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